“光大讲坛暨嘉陵历史名家论坛”由西南大学社会科学处 社科联及历史文化学院 民族学院合办，论坛开办至今已进行三十四讲。学院邀请各地历史学名家围绕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学术前沿开讲，为校内外师生提供一个学术氛围浓厚的学习交流平台。

5月28日下午，我院在抗战大后方中心302室举办“嘉陵历史名家论坛”2021年第八讲。本期论坛邀请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陈廷湘主讲，我院副院长赵国壮主持，讲座主题为“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近代以来救国之道的转向”。来自历史文化学院 民族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文学院等学院的师生参加了此次讲座。

本期主讲人陈廷湘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中国西南文献中心主任、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是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国家社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的研究。目前出版学术专著10多部，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高水平学术期刊发表论文80多篇。

讲座伊始，陈廷湘教授向在场师生提问“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概念的特殊意义，以及运动与当时社会转型的关系，从而引出讲座内容。陈廷湘教授首先从新文化运动前讲起，分析了近代先贤艰难的探索。他指出，中国社会转型早在新文化运动以前就已开始，但鸦片战争到新文化运动基本属于“行动主义”的运动，其间产生了一些新思想，但并未成为指导思想。

具体来说，洋务运动学习了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但未产生新的思想，比如张之洞提出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之后的戊戌变法，亦属于“行动主义”的运动。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均还谈不上是新思想，百日维新虽可称作惊天动地的改良，但其思想来源仍是经学。辛亥革命期间，宣传围绕“反满论”，并建立了一个以反满为原则并汇集了会党和新兵的公共领域，所以辛亥革命仍是行动主义的。

1920年4月，陈独秀发表了《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和《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此时新文化运动已经是广义上的新文化运动。陈廷湘教授说，新文化运动开始发动的时候只是纯粹的思想启蒙运动。有些学者认为，五四运动之前并不存在新文化运动，因为新文化运动影响很小。但陈教授认为，新文化运动比同时期或以前西方的思想启蒙要大得多，因为当时西方的思想启蒙运动都是精英小众运动。陈独秀在上海创立《新青年》，当时上海已成为世界瞩目的一个中心区，各种新思想在上海传播，创办后又在当时中国的第一大报《申报》上宣传。

陈廷湘教授认为，以1919年7月北京学生联合会发表的复课宣言为标志，狭义上的五四运动就结束了。5月4日当天，运动规模较小，仅有三千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会，结果部分学生被抓，由此五四运动由爱国运动演变为营救学生的运动。

并指出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叠加起来实际上是把思想启蒙运动和行动主义叠加。陈独秀说“五四运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爱国运动，因为它具有特殊的精神”，这种精神一是直接行动，二是牺牲精神。

讲座尾声，与会师生积极向陈教授提问互动。张守广教授结合他最近的思考，问“新启蒙与旧启蒙有何种关系？”陈廷湘教授认为，鸦片战争时期的启蒙到后期改良主义者的启蒙，戊戌变法、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实际上是一种思想的传承。

随后，赵国壮副院长提问陈教授如何看待五四运动中的党派参与问题，陈教授说道：“情感共同体经过一些因素的推动就会变成暴风骤雨似地群众运动。五四运动是一个情感共同体，其中的参与者有共同的认识。但由于当时各派政治力量斗争尖锐，所以不同政治势力对五四运动的态度有所不同。在党派斗争的影响之下，群众更容易走向非理性过程，五四运动在后期也有多数非理性的参与。”

通过本次讲座，在场师生对“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概念以及其与当时社会转型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思想启蒙”与“社会实践”缺一不可，陈教授带领大家更进一步探寻了中国近代以来救国之道转向的路径。

（供稿、摄影：顾芮虹）